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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英伟达，你真的懂黄仁勋吗？黄仁勋一项个人特质，注定英伟达结局！
2025.08.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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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这期视频，美投君就来给各位看官来深扒一下黄仁勋这个人。我们不会像其他自媒体那样，专注在那些曲折的故事上，我们会把重点放在，黄仁勋身上，那些投资者所必须了解的经历和品质上，而这才是决定英伟达未来投资价值的关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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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知道吗？投资英伟达，你有一半的价值其实都给到了黄仁勋这个人。黄仁勋执掌英伟达32年，这在硅谷这个换CEO如换灯泡的地方，堪称是个神话，所以英伟达这家公司也深深烙下了黄仁勋的烙印。投资大师费雪曾说，公司管理层和公司业绩同等重要，两者合在一起才决定了公司的价值。巴菲特曾说，好的管理层能让平庸的公司变伟大，而糟糕的管理层会毁掉一家好公司。
然而我们散户投资者似乎对于管理层并不感冒。对于英伟达投资者而言，多数人就只知道那个爱穿皮夹克，引领了AI时代的黄仁勋。但他对于英伟达这家公司来说，究竟有多重要呢？他对于公司的发展，以及未来的投资价值又有怎样的影响呢？我猜恐怕很多投资者都并不了解。
今天这期视频，美投君就来给各位看官来深扒一下黄仁勋这个人。我们不会像其他自媒体那样，专注在那些曲折的故事上，我们会把重点放在，黄仁勋身上，那些投资者所必须了解的经历和品质上，而这才是决定英伟达未来投资价值的关键。相信看完本期视频你会发现，发生在英伟达身上的很多曲折都有迹可循了，未来持有这家公司，你也能够更加安心。
1963年，黄仁勋出生于台湾，10岁的他和哥哥被送往美国，由舅舅照顾。童年时的黄仁勋过得并不如意。初到美国时，他在肯塔基州一所收治问题学生的，基督教寄宿学校中就读，他是校内年龄最小、身材最矮的学生，又因为和哥哥是校内仅有的两名华人，所以他们备受欺负，还被分配去打扫厕所。
不过黄仁勋天资聪颖，16岁时便考上了俄勒冈州立大学，主修电子工程。17岁时，他在学校遇到了Lori，也就是黄仁勋未来的妻子。正是Lori为黄仁勋设计了他标志性的，黑皮衣和黑牛仔裤的造型。
大学毕业后，他进入到AMD担任芯片工程师，并在业余时间完成了斯坦福大学的，电子工程硕士学位。随后他加入硅谷传奇，威尔弗雷德·科里根创办的，艾萨股份有限公司LSI，参与图形处理硬件开发与销售的工作中，最终成为公司的董事。
实话讲，作为那个年代的一代移民，能够走到这个位置已经实属不易了。然而黄仁勋似乎并不满足于此。1993年初，黄仁勋与两位好友、当时还是太阳微系统公司的工程师，马拉科夫斯基和普里姆，在加州圣何塞的一家丹尼斯餐厅里，聊起了图形处理技术的未来。而正是在这顿饭后，黄仁勋决心辞去LSI的高管职位，下海创业。
黄仁勋和他的这两位朋友一共凑出了四万美元，踏上了他们的创业征程。公司起初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默默无闻，他们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，三人一直用NV作为文件缩写，意为new venture，新公司。后来公司之所以叫Nvidia，其实就是取了NV这个开头，在拉丁语中强行找了个词用上。很难想象，如今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，当初名字起的居然这么草率。
创业初期，黄仁勋的想法很简单。他决心将昂贵的3D图像技术平民化。经历了两年的蛰伏，英伟达在1995年推出了他们首款产品NV1。幸运的是，该产品一炮而红，一经上市便大卖了10万颗。不久后，公司又成功获得了红杉资本千万美元的融资，黄仁勋一时是风头无量。
然而好景不长，很快硅谷就涌现出了上百家作图形芯片创业的公司，于是成本快速被压低，英伟达原本的先发优势顷刻间化为乌有。而更糟糕的是，NV1的架构封闭，无法兼容当时微软所主导的标准，最终很快被市场彻底抛弃。整个过程不到一年的时间。英伟达从巅峰直接跌落至破产边缘。
NV1的失败暴露出了英伟达在产品路线上的重大偏差，而就在此时，黄仁勋却首次展露出了，他在技术视野之外敏锐的商业头脑。当时创始人之一的普利姆，作为NV1架构的核心设计者，就坚持认为图形芯片不应该只是兼容标准，而应该成为主导整个平台的核心。很显然这就是一种完美主义的技术追求。
但在黄仁勋看来，再完美的技术，如果脱离市场需求，也不过是空中楼阁，让公司活下去才是当前的关键。所以他主张调整技术路线，放弃原来的NV1封闭架构，向微软主导的开放生态低头。这在普利姆看来无疑是一种对于技术理想的背叛。就此，二位创始人彻底闹掰。
此后的英伟达在黄仁勋的主导下，果断进行战略转向，他们开始重新研发一款，支持主流标准的芯片RIVA。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，因为当时英伟达的现金流已经捉襟见肘，但黄仁勋此时决定孤注一掷，他将公司仅存的现金全部投入研发。为了节省开支，他先是拖欠供应商，再是拖欠水电费，最终连员工工资也不得不无限期拖欠。黄仁勋后来回忆说：“那是我最艰难的日子，我们除了空气，什么都没有了”
所幸，这场绝望中的豪赌赌对了。1997年，英伟达发布RIVA128。上市仅4个月，销量便突破了100万颗，这成为了公司真正意义上的，第一款成功产品。他不仅填补了财务的空缺，也让英伟达在图形芯片市场上首次站稳了脚跟。
从英伟达第一款芯片NV1的失败，到后来的战略转型，我们投资者已经看出了黄仁勋身上的一些重要特质，而这也为日后英伟达的很多变化，埋下了诸多伏笔。
首先，我们能看出，黄仁勋有着敏锐的商业智慧。在NV1的失败后，他能够主动牺牲技术的追求，以商业标准来引领技术研发，作为一个技术出身的人，一上来就能做到这点其实是挺不容易的。其次，我们能看到他性格中的坚决果断，以及永不言弃。正是凭借这份在困境中的不放弃，和坚决的执行力，黄仁勋才能够带领英伟达走出泥潭。
最后也是对于咱投资者最重要的，我们看到了黄仁勋性格深处隐藏的，在高压下灵活变通的一种大智慧。在生死存亡的关口，他能够选择放下理想，向市场妥协。在现金流捉襟见肘的危机中，他能够腾挪供应商，乃至员工，专注到产品研发。这些背后都是源于黄仁勋骨子里，灵活变通的特质。而这个特质现在仅仅是崭露头角，之后还会给英伟达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在RIVA128成功之后，英伟达继续发力。1999年，他们推出了全新的GeForce 256。尽管图形处理器的概念早已存在，但黄仁勋仍自信地将这款产品命名为，“世界上第一款GPU（图形处理器）”，黄仁勋更是在发布会上高喊出：“GPU将重新定义计算”。从那一刻起，GPU这个名词走进了大众视野，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。这一年，成立不到6年的英伟达登陆纳斯达克。黄仁勋凭借3.6%的股权，身价突破5亿美元，成为了《财富》杂志评选出的，“全美40岁以下最富有的人之一”。
但这个最富有的人，其实是硅谷中出了名的卷王。他曾对高管说：“可能有人比我更聪明，但没有人比我更努力。”他每天工作14个小时，早上6点就开始工作，与员工进餐，与60位直接下属持续保持紧密的沟通，一周七天没有休息。拼命的背后，是他从小在学校被欺负、成年后又屡遭不公的经历。这些挫折，反而塑造了他吃苦耐劳、不轻言放弃的性格。而这种拼劲，也传递到了整个英伟达。黄仁勋要求员工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。在英伟达工作，每天工作到凌晨，周末加班那都是家常便饭。哪怕是市场部门，一周也常常要干满60个小时。如果想感受英伟达有多拼，周末去他们的总部停车场看看就知道了。
黄仁勋不仅管理严格，脾气还不太好。他在硅谷是出了名的脾气火爆，被员工认为是财富500强里，最爱骂人的CEO。2003年，英伟达推出GeForce FX显卡，因故障频发而遭遇口碑危机。黄仁勋是气急败坏，立刻召集会议，当众就怒骂了产品团队整整一个小时。会上他要求相关负责人起立，逐条解释错误，并进行现场复盘。在内部会议中，他还曾多次表示：“失败就必须要被公开，责任就必须要讲清楚！”。2011年，在一次上千人的全体员工大会上，他毫不留情面的，让镜头对准手机芯片项目的负责人，当众指出：“伙计们，这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。”可想而知，在黄仁勋手底下工作，压力得有多大。
可以看到，黄仁勋从来不掩饰他对自己，以及对别人的高要求，甚至还有些不近人情。你很难说这就是一种好的管理手段，但这确实就是黄仁勋独特的风格。这种高压治理，某种程度上也让英伟达成为了一家，追求极致的公司。
前面我们说过，黄仁勋骨子里有一种高压下灵活变通的特质，但这种灵活变通从来都不是和稀泥。他只在高压下灵活变通，在战略层面极致腾挪。而在执行层面，他则始终坚持着极高的标准，容不得半点含糊。灵活，不代表降低要求；变通，也不意味着放弃原则。在工作态度上，他始终寸步不让，甚至还表现的比任何人都要坚决。
对于创业者来说，幸福总是短暂的。黄仁勋靠GPU风光了没两年，一场巨大的危机便悄然降临了。这场危机范围之广，程度之深，让英伟达为此调整并蛰伏了10年，才最终化解。而这整个过程，黄仁勋在其中也发挥了让人意想不到，却又无可替代的作用！
我们知道，传统的芯片包含GPU和CPU两类。CPU又称中央处理器，他是典型的通才，全能型选手，几乎什么都可以做。而GPU又称图形处理器，顾名思义，主要专精于处理图像任务，是典型的专才。
但问题来了，进入2000年以后，CPU的性能变得越来越强，强到开始抢GPU的活了。当年英特尔的CPU直接推出了集成显卡，不用GPU也能够处理大部分的图像业务。在当时不少人都认为，GPU未来很可能会CPU所吞并，变成CPU的一部分，彻底被边缘化。而这正是英伟达危机的开始！
面对CPU统治地位的逐渐扩张，黄仁勋和他的英伟达被逼到了墙角。当时摆在黄仁勋面前的有两条路，一条是继续专精GPU，在图像赛道上跟CPU去拼参数，拼硬件，把赶上来的CPU比下去。另一条，是把GPU往通用计算去靠拢，让他也具备通才的能力，去英特尔的赛道上跟他们死磕。
你们猜，技术出身的黄仁勋最终会选择哪条路呢？让人意外的是，作为CEO的黄仁勋，哪条都没选，而是选了第三条路，一条所有工程师都没有料到的路：做软件！
这一次黄仁勋的商业头脑，再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他很清楚，在硬件性能上跟CPU拼参数无济于事，就算GPU算力再强大，如果没人用，也只能沦为冷门的工具。真正的关键不在于算力，而在于用户的选择。黄仁勋敏锐的注意到，普通消费者跟本就分不清CPU和GPU的好坏，真正关键的用户群体就是那些开发者，他们对于算力和效果都非常敏感。只有让他们愿意用GPU，而且离不开GPU，才能为英伟达保住他们的阵地。
于是黄仁勋做出了这个大胆的决定，让GPU“软”起来。2006年，著名的CUDA平台诞生了。他要打造一个完整的软件开发平台，让程序员无需精通那些晦涩的指令和架构，也能轻松调用GPU硬件的一个平台。这样做至少能够在开发者这个群体中，让GPU变得更好用，而且更离不开。
可以看到，现在看来，看似高瞻远瞩的CUDA，在当年却是黄仁勋在生存压力下的一个不得已而为之。但是这次高压下的不得已，却再次展示了黄仁勋与众不同的商业头脑。他没有在压力下选择路径依赖，而是从商业角度出发，去寻找策略性的突围方向。这与当年NV1失败后，他果断放弃封闭路线、转向微软开放标准如出一辙。而这次他的目标也如当年一样，就是活下去：别让GPU被CPU取代，先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。
这次策略性突围，也确实帮助英伟达在之后的几年内，找到了一些新机会。CUDA在开发者和科研人员中逐渐有了市场。而在这帮高级知识分子的探索下，GPU在除了图像之外的很多全新领域，比如蛋白质折叠模拟，气候模型，以及流体力学上，也确实都表现出了不俗的效果。除此之外，黄仁勋还发现，GPU借助CUDA还具备了通用计算的能力，而且还发掘出了，多块GPU进行并行计算的功能。这些都是黄仁勋起初做CUDA时，没有预料到的情况。于是他进一步加大投入，将大部分公司资源都砸进了CUDA的研发当中。
现在我们知道，CUDA是英伟达能有今天成功的关键，但是黄仁勋此举在当年看来，看是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。2006年CUDA刚面世时，英伟达的年收入差不多35亿美元，此前一直维持着双位数的高速增长。然而CUDA面世后，则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，06年到15年这十年间，公司几乎毫无增长，到了2016年公司收入才将将到50亿，收入和利润都几近停滞。但是研发费用却在逐年的攀升，从06年的不到15%，一举攀升至09年的接近30%。并且10年内一直维持在高位。
黄仁勋做CUDA，听起来是极具创新，但是实际上不仅投入巨大，见效慢，而且风险还极高。CUDA在这十年间，成为了拖累公司财报和股价的一个沉重赌注。我们看到，这10年公司的股价几乎纹丝未动。如果你在此时做英伟达的股东，一定会感到非常难受。
这样的表现，自然也是遭受了各方的质疑。华尔街第一个站出来不买账，为什么要让一个画图的芯片去做科学计算呢？这样的市场真的存在吗？股东们也开始攻击管理层，指责他们战略失误，资源配置混乱，让股东的利益蒙受损失。甚至有人要求黄仁勋辞职，不要再去拖累英伟达的发展了。而黄仁勋在这样的压力下，还是坚持了下来，而且一坚持就是10年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在CUDA的这10年中，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黄仁勋。在那个GPU生存焦虑的年代里，黄仁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，他没有冒险去开辟不确定的新市场，而是选择了迁就市场，守住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。这时CUDA不过就是为了保命。
然而在CUDA的投入过程中，我们看到的黄仁勋又是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。他不再关注短期的市场质疑，也不在乎业绩的一时承压，而是把目光放在了那些通用计算，科研计算平台，以及搭建多个GPU协作体系等长期的布局上。这个阶段的CUDA不再是守城的盾牌，而是作为了开疆扩土的利刃。那为什么黄仁勋能同时做到这两个，看似矛盾的性格特点呢？CUDA到底又为英伟达带来了怎样的价值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
2012年，多伦多大学的三位学者，用英伟达的CUDA和GPU，训练出了震惊世界的图像识别模型AlexNet。这是历史上首次，应用GPU去提升深度学习计算效率的案例。这一突破掀开了现代AI浪潮的序幕。
然而，AlexNet的横空出世，引发了学术界对深度学习讨论的热潮，但是在商业领域却几乎没有人关注。即便英伟达内部也是如此，毕竟当时AI技术还处于非常早期，不仅技术受限，需求也非常的不确定。这更像是一个学术圈的封闭应用，没有真正的商业场景。
但黄仁勋得知此事后却像着了魔一样，他一头扎进了各类的AI学术会议，疯狂研究AI的技术前景，私下里他甚至多次在董事会上，强烈推动AI的投资。面对团队的质疑，他用第一性原理这样反驳他们：“既然AI神经网络能解决完全无结构的计算机视觉问题，那还有什么是它们解决不了的？”答案似乎是没有。在这条逻辑下，神经网络以及背后所涉及的GPU算力，就将是未来AI时代的核心驱动力。
认准这点后，他毅然决然的开启了公司AI方向的转型。为了部署这次转型，黄仁勋亲自带队，在公司内部进行AI相关的秘密实验。那时很多员工都不知道黄仁勋在做什么，突然就消失了。几个月后，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周五晚上，全体英伟达员工突然收到了这么一封，来自CEO黄仁勋的邮件，邮件中写到：“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不再是图形公司，而是一家AI计算公司！” 英伟达副总裁格雷格·埃斯特斯后来回忆说：“到了周一早上，英伟达已经彻头彻尾怒的，变成了一家AI公司了。”
最终的结果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，又一个10年过后，随着ChatGPT的横空出世，AI迎来了它的大爆发。黄仁勋的AI布局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。这家曾经做游戏显卡的公司，一举跃升为全球最值钱的公司。
英伟达转型AI的起步之早，速度之快，放眼整个芯片行业都十分罕见。那为什么黄仁勋能够做到这一点呢？现在很多人回看黄仁勋当年成功转型AI的这个决策，觉得他要不就是撞了大运，要不就是不世出的天才。其实了解了黄仁勋在此之前的经历你就会发现，他之所以能够在12年，就成功把握住AI这个机会，是有他的必然性的。
早在06年英伟达做出CUDA转型之时，黄仁勋心中就已经埋下了一颗危机的种子。黄仁勋深知，以游戏显卡为主的战略方向，不仅存在明显的天花板，而且有很高的被颠覆的风险。所以他们必须要主动寻求突破。CUDA的出现就是这个原因，而CUDA本身却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整个CUDA的研发过程中，黄仁勋始终在寻找突破口，始终在观察未来的趋势，他找了各种科研方向，各种可能的商业路径，在头脑中已经进行了无数次的推演和反思。
最终在遇到AI时，他才能立刻做出正确的判断。这当然有他的远见卓识，有他的非凡的魄力。但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抱有的居安思危的态度，以及充分的准备，是这些才让他在机会来临时能够果断扣下扳机。所以英伟达的AI转型，绝对不是一次突发奇想的豪赌，而是一次早有准备，深思熟虑后的必然选择。
好了，到这里黄仁勋个人最重要的一些经历，就都跟各位看官介绍完了。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视频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了，黄仁勋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？他的哪些特质造就了今天英伟达的成功呢？
首先，能看出黄仁勋是个有独特战略眼光的人。不管是NV1失败后，果断选择迎合市场做技术转向；还是面对英特尔CPU的冲击，找到CUDA软件这条创新之路守住阵地。可以说，黄仁勋是一个兼具深厚技术背景，和敏锐的商业洞察力的优秀CEO。
第二，他是一个永不言弃，认定的事情就坚决执行的人。上面讲过的所有决策，包括技术路线的调整，CUDA的转向，以及最终AI的布局，都是非常艰难的决定。这自然是体现了他的战略眼光，但是能够最终执行下去，需要的还是勇气和执行力。面对压力和质疑，黄仁勋有一种一往无前的冲劲，还有一种“敌军围困万千重，我自岿然不动”的笃定。这种逆境中超强的信念感和执行力，也为英伟达构筑出了一道坚固的护城河。
第三，黄仁勋有着近乎偏执的努力程度。黄仁勋常年一周七天，从早上6点干到凌晨，这种拼劲不只是个人标签，更是英伟达的一个文化根基。他用几十年的努力证明：真正强大的企业，不靠运气，是靠一群能拼、能扛事、能扛得住的人，一点一滴干出来的。
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我认为黄仁勋是一个极其罕见的灵活变通的CEO。这或许是他有别于其他所有CEO的关键。
黄仁勋身上有一种东亚人所特有的中庸品质，你很难给他贴上单一标签。他能在危机时审时度势，迅速调整策略；也能在机会出现时固执到底，不被外界质疑所动摇。他能在内部管理时苛刻到不近人情；也能在公司遭遇中美双方的制裁时，在两个大国之间左右逢源。他会在CUDA寻找方向时拥抱一切可行的新技术，也能在数字货币和区块链带来明确需求时，抵抗住诱惑。你会发现，他这个人身上总有一些相互矛盾的性格特点。
而所有这些背后，在我看来是一种视情况而定的灵活变通。通常伟大的CEO都会将一点发挥到极致，比如马斯克的理想主义，贝佐斯的长期主义，而黄仁勋则更像是一个冷静务实的企业操盘手。他会先审时度势，再拿出自己最应该拿出的那一面去应对。既不犯大错，也不会错失机会。我认为这种CEO，才是最能够让投资者安心的CEO。
站在投资者的角度，我愿意投资英伟达，当然是因为他在AI时代所拥有的那些独特的竞争优势，但很重要的一点也是黄仁勋这个人的存在。黄仁勋至于英伟达不是加分项，而是决定性的。不同于微软，苹果，谷歌这样的平台类的公司，CEO换人了也能平稳的运转；英伟达是一家仍然非常依赖技术不断进化的公司。只要这个底色不变，英伟达就注定还会遇到像以往一样的，技术上的挑战，以及新技术上的机会。
对于我这个英伟达的小股东来说，我知道英伟达的发展注定不会一帆风顺。不管是自己产品的迭代，还是别人技术的威胁，不管是宏观的影响，还是政策上的制约，只要有黄仁勋在，我就会非常安心公司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应对，也能够很好的执行。我也知道，对于英伟达来说，未来还会有更多机会和潜力，比如边缘计算，比如AI软件应用，而只要有黄仁勋在，我也相信公司还能够进一步去释放他们更多的潜力。正是因为有黄仁勋，我才愿意把时间，信任和耐心交给这家公司。